中国的二十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令世人注目的是，一次又一次革命，常常在城市街头率先露出它的容颜。要么轰轰烈烈，此起彼伏；要么突兀而来，却又嘎然而止，杳无踪影。不管怎样，那些主要生活在中国城市的外国人，便一次又一次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街头革命的目击者甚至参与者。
且把目光放在一个美国青年身上。
他走在南京路。这是1925年的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的那天。
他只有17岁，却熟悉上海，熟悉中国，因为他原本就出生在中国四川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像那些传教士们的先行者一样，他的父母一直履行着争取中国人皈依基督的使命，即使走进二十世纪，热情和执著仍一如既往。可是，历史却在迅疾变化。这样，当他们的这位叫做约翰·佩顿·戴维斯的儿子好奇地走在南京路上的时候，目睹的便是与传教布道绝然相反的场面。
戴维斯1908年出生，是在中国读完小学和中学，然后回美国接受大学教育。这天他走在南京路上的时候，还在上海美童公学读书。他在中国看到和感受的一切都将潜在地影响着未来他对中国的关注，决定着他后来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天平的倾斜。这些影响，将在后来他担任美国使馆官员和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时渐次表现出来。
不知有多少次走在南京路上。但此刻，印象中最为重要的一幕历史，在这位美国少年漫不经心时呈现在他的面前。
他回忆到，当散步在南京路的一条人行道上时，他突然看到面前的大马路上挤满了人：
那时我17岁，好奇心驱使我挤入陌生而默默无声的人群之中。每个人都向几个街区之外的一个大的交叉路口张望着。在水泄不通的人群中，谁也没有注意我这张唯一的白色面孔。
我无声无息地侧着身子一步步在人群中往前挤。在挤过了两三段街道之后，到达了人群的前沿。我看到在我周围和身后的成千上万群众的面前，是上海公共租界的装甲车和手持机枪的英国水兵。这个时候我才认识到，在这场从一切表面现象看来宁可是怒目相视的对峙中，从肤色上说我是处在错误的一方。
由无知的盲勇所引发的这一想法，驱使我从群众中走了出来，装作一个散步者的样子走到面前剑拔弩张的地方。我的白皮肤使我得以安全通行，那些手持机枪、面孔绷得紧紧的士兵没有阻拦我。我问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一名英国军官：发生了什么事？有人煽动暴徒闹事，巡捕打死了几个人；有一个人从那边的房顶上跳了下来。
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后来被称为五卅惨案的事件。
眼前的场面吸引着戴维斯。他不由自主地走到了人群之中。这是抗议示威的游行队伍。想想颇有些特殊意味，一个中国人的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运动队伍中，居然走着这样一个外国青年。“当我在队伍中穿行的时候，没有人向我说过一句含有敌意的话，也没有人向我动手。我所以能够免于受到伤害，是因为看来我不过是一个无碍于他们的帝国主义的怪人而已。”戴维斯这样解释。
不过，戴维斯眼中的五卅惨案现场并不十分壮观。游行的人群在发生枪杀事件后，显得慌乱起来。他这样说道：“我未受阻拦，是因为那时候群众已只剩下了一些旁观者。积极分子不是被枪杀，就是被驱散了。群众没有觉醒到要采取行动冲出去或者慷慨就义的程度。他们呆若木鸡。”
这一现场事件却成了革命的契机。
另外一个美国人此时不在上海，但却在北京目睹了随后引发的全国性示威活动，他便是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罗斯福总统派来担任蒋介石私人政治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和戴维斯的经历有些相似，拉铁摩尔虽然出生在美国，父母也不是传教士，但在他还不满周岁时就被带到中国，跟随在中国任教的父母，那是1900年，正是义和团运动爆发之时。他的童年在上海、保定度过，12岁时他前往英国读书，19岁时又回到中国，一方面在天津的商行工作，一方面开始他研究和考察中亚地域的学术生涯。他回忆当年在北京看到的这场运动，有意思的是，为了避免被认为是英国人而带来麻烦，一些美国人特地举着美国国旗：
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时，我正在北京访问。关于这个事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它起源于日本工厂里的劳资纠纷，但后来工人及其支持者们将运动扩展到上海公共租界，巡警朝他们开枪。巡警常常被说成似乎是英国警察，但他们主要是在英国警官指挥下效职的锡克人和华人。那时华人视英国人为主要的帝国主义者，因此枪击引起的义愤主要针对英国人。在访问北京期间，我发现许多美国人不是显示帝国主义者一致反对革命学生，而是在他们的人力车上插上小块美国国旗，似乎是说“我不是英国人”。
拉铁摩尔自称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中国发生的革命不能不吸引他的注意。他写道，当时北方的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认为这些游行示威者，是“由自认为是革命者的幼稚的学生组织起来的无知的工人”，但他觉得这是站在英国人立场上的看法。他这样认为：“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枪击感到暴怒是自然的；但是，从我在中国度过的童年和经商的经历中，我想自己的基本立场是：他们政治上不胜任，只是冲来冲去大叫大嚷他们不懂的东西。”
不同的外国人，对正在发生的一切自然会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他们是无法回避的，这就是五卅运动在改变着中国历史。
戴维斯看到了因五卅惨案而被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与革命的结合。他写道：
强有力的政治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在上海的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总共约200人——和其他积极分子在煽动郁积心底的仇外的怒火。五卅变成了一个口号，遇难者都成了烈士。一次总罢工使上海陷于瘫痪。英国企业在全国受到抵制，全国各大城审纷纷举行示威和罢工。英国人统治下的根据地香港有好几个月一切活动陷于停顿。
民族主义就这样以最具感染力的形式——反对帝国主义——给五卅运动以动力。主要是学生和工人推动运动发展，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结合，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出现了产业无产阶级。此外，产业工人在整个社会等级中可能处于比传统的苦力较高的地位，而在羽毛未丰的知识分子和劳工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鸿沟。
现场群众“呆若木鸡”，却不妨碍这一事件成为历史的转折点，民族主义一旦与革命相结合，就必然产生不可限量的力量。戴维斯后来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17岁的他所目睹的那个场面。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人正热切企盼欧洲、亚洲一些国家也发生革命，从而形成世界革命的局面，于是，中国目前发生的一切，对于这些俄国人来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机会：“莫斯科及其中国的追随者对五卅运动额手相庆，教义得到了出乎预想的实践。新生的无产阶级起来了，尽管还只是短暂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的、并且是在青年知识分子的很大帮助下起来的。”
戴维斯的这一看法，可以从中共党史中找到有力证明。在写到五卅运动的意义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便这祥写道：“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也得到很大发展。这年年初党召开四大时还只有党员994人，同年10月即增加到3000人，年底更达到1万人，一年内党员人数增加了10倍。随着运动推向全国，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党在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
一个美国青年无意中目击到的街头场面，就这样改变着中国的命运。
不过，在这样的场面中，戴维斯只能说是一个旁观者，他毫无参与的意识，远没有达到他后来倾心关注中国的程度。他作为美国使馆官员和史迪威的部下，直接介入中国事务，则是后来的事情。而在他之后来到中国的另外一些美国人，如斯诺、海伦夫妇，如史沫特莱，才真正成了中国革命中的一员。到那时，他们的眼睛，将目睹更多的、更为重要的历史场面。
（选自《寻根》200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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